收藏本页 | 设为主页 | 随便看看
76

陆鹤龄官方网站

山水画、人物画的创作

产品分类
  • 暂无分类
站内搜索
 
友情链接
  • 暂无链接
您当前的位置:首页 » 新闻中心 » 艺术访谈录——陆鹤龄的“画”与“话”(2)
新闻中心
艺术访谈录——陆鹤龄的“画”与“话”(2)
发布时间:2011-09-23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35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陆鹤龄的“话”
艺术访谈录(一)
访谈地点:安徽省艺术馆   访谈时间:2001年1月6日根据访谈记录及随后的笔答整理。
艾:你的人物画创作呈现出多元的绘画基因,在这多元的局面中,有没有一个单纯的立足点?你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物画,?
陆:我在主攻中国人物画之前,主要是画油画、水粉、也搞过连环画的创作,当时作品颇丰,在安徽的青年画家中也算得上小有名气了。七十年代中期转攻国画后,我曾花了很大功夫来掌握国画的造型规律,比如,对于陈老莲“线”、徐渭的“墨法”、八大山人的“佈局”与任伯年的造型等都作了潜心的研究,以避免走入“宣纸画水彩”的误区。特别自七十年代末在省博物馆的十年,以身居传统文化遗存之境的条件,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悉心揣摩。耳濡目染,获益良多。而录取至浙江美院国画系研修班的两年深造,幸得不少蜚声中外的着名教授们的亲炙,不仅当代着名的中国人物画家方增先教授成为我的指导老师,同时也接受了如陆俨少、沙孟海、陆抑非先生的授课,而一批很有才华的如吴山明、刘国辉、冯远等人,如良师益友般的朝夕相处而受益匪浅,可谓深谙江南诸艺术流派的个中三昧。渐渐的体验到,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独特的语言,就传统绘画而言,西画注重“理”,国画讲究“意”,而我在掌握水墨画特性后,西画中许多有利因素也就自然呈现出来了,如整体关係,体积概念,色彩及明暗的某些感受,都在无形中丰富了我的水墨表现能力。后来,我又从壁画、装饰画、版画及砖凋石刻中吸收了一些表现形式,甚至也从连环画中採纳了其情节化、戏剧化的对应关係,使某些作品呈现出“内在戏剧性”的张力。我之所以在技法上博采众家,是为了能够适度的自由的传达每个物象的“内美”,比如用《牛歌》的那种浙派人物小品化手法是绝对不适合《女娲补天》这种表现形式的作品,至于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物画其实很难,生命犹在艺术存变,有法无法,法无定则,全在自我感知、与时俱进,感悟在变革之中。如对前期的归纳,我觉得我的作品是用传统笔墨抒写现代精神……但我目前的创作还没有完全实现我的绘画理念;即在无法之中不露痕迹地完善艺术表达的丰富性、风格的独特性与思想的深刻性。
艾:你对佛教题材的绘画好象很有兴趣,你怎麽看待宗教与艺术的关係?
陆:早期的很多艺术都和宗教有关。如原始图腾、敦煌壁画、埃及神庙及基督教的拜占庭艺术等。艺术与宗教都是来源于人类的梦想和对不可知事物的神思与描绘,都是人类想像力的产物。宗教和艺术一直是相辅相成、互相生发的。早期基督教会对艺术採取否定和敌视的态度。当它成为罗马国教后,又转而利用艺术去传教。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,正是教会促进了艺术的发展,拉斐尔、达芬其、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大师的传世之作,多与宗教有关。中国古代的人物画乾脆就开闢“道释人物”一脉,发展至元、明、清而不衰,但今天我们进行佛教题材的绘画就和“传教”无关了。而是以现代理性精神对其进行观照,比如我在《烛光》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人类艺术精神薪火相传的思考,相传达的,是一种历史与现时的相互凝视中的深层文化反思,而有时也不过是偶有感触而所得。我敬重道释的出世之说,但大觉大慧之境界终为有缘者所情结,我仅不过是难脱入世的凡夫俗子或画者而已。
   艾:你多次出访欧洲,你怎麽看待欧洲现代艺术思潮,以及近年来喧嚣一时的“架上艺术已走到穷途末路”的说法?
   陆:自八十年代,我曾先后出访德、法、义大利、奥地利、荷兰,比利时等欧洲国家,也去过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,特别当时作为博物馆专家与馆长的身份,受到接访国在艺术考察方面的支持,如在德国下萨克森州,近二个月时间,访问了十几家各类博物馆,有一些阶段性的感受。最初的感受是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有一种反向的历史发展态势。中国是从抽象→具象;西方是从具象→抽象。我觉得,这两种发展趋势应无优劣之分,而有一种艺术“轮回”与“化合”的作用。我赞同黄宾虹的说法:“画无古今之别,画无中西之分”。在艺术的极高层面上,无论传统现代,也无论东方西方,都共有一个特质:注重内在的精神的感染力。安格尔《泉》中的宁静圣洁与凡高《向日葵》中颤抖的激情,它们虽分属于两个艺术流派,但无可否认它们都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瑰宝。后来我接触到一些欧洲现代艺术,比如德国不少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的艺术展品,刚开始觉得荒诞,我们视之为神圣的艺术在那里尽成为游戏。但渐渐的我发现这些艺术品存在着回归了艺术创作的原始意义。因为艺术创作本来就源于一种“游戏冲动”。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宣洩,而过去,是我们给艺术背上了太多的东西:政治、道德、信仰……统统负载在艺术之上,艺术原是在想像的天空里无所羁绊的飞翔,而我们却给了它一双沉重的翅膀……我想,不管这些荒诞不经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如何,至少它释放了创作者,它将我们的创作过程还原成最初的状态:自由、快乐、打破一切禁忌,无所不往,涵盖事物,驾御万物,如同庄子所言的鲲鹏,御风而行,天地任逍遥。但随着现代艺术在欧洲风行一时,尤其是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异军突起,争领时尚风骚,并有“架上艺术已到穷途末路”的说法出笼,有人耽心,这种“艺术的非艺术化”走到极端,会不会引发“魔瓶效应”:如同释放出来的魔鬼难以收回?对此我想,首先我们应以一个平等的视角去看待各类艺术形式、一种新异的或“时尚”的艺术形式的产生,必然和社会的背景和人的情绪相关联的,一般的说,只要它的存在有社会群体的呼应,就说明它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必然,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也是对人类艺术创造的活跃和丰富,绝不能简单的视为异类予以排斥,任何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消亡,最终要由时间来裁判。当然,艺术的非艺术化并不能无限激发人类的想像力,相反地,在一定程度上它恰恰反映出人类艺术想像力的枯竭。而“想像”一但缺席,行为与装置就不可能称其为艺术,就可能演变成了非常无聊的、令人作呕的恶作剧表演。然而,对于难以接受的“行为艺术”,可以进行平等的争论,可用以理服人的文论去揭示,我不赞成口诛笔伐般的围剿,更不赞成动用公众文化机器去专政。我经历过红、光、亮时代的艺术专制,不能重演历史的悲剧,去侵犯合法的个人自由艺术创作权。对于危害社会毒化公众的所谓艺术行为,应当由国家立法,那些冠以“艺术”标籤而触犯法律的行为,将通过法律机制去解决,有良知的艺术家毕竟是艺术家,是否造成公众危害,将由执法者去裁决。作为艺术家最好的办法,就是拿最好的艺术作品去感染人。无休止的争斗与炒作,只能把不引人注目的行为导向万人瞩目的效应。对于“架上艺术已到穷途末路”的说法我不敢苟同,如果把架上艺术引为“传统绘画”,那麽,就是一个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绘画与现代艺术的问题。我觉得,一味排斥传统绘画与一味排斥现代艺术都是不利于艺术发展的,“现代”与“传统”是一个相对的概念,或许“现代”就是未来的“传统”,而传统的不断生发而得以演化为现代,只有根基于人类长河的艺术才葆有不息的生命力。艺术如同万物,将顺应人类的精神需求,在不断的兴衰中得以和谐的发展而连绵不绝。从事艺术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,艺如瀚海,融纳百川,从艺者以不同的水道汇归于海,愈接近终点,彼此距离愈小,最后殊途同归,艺术应以“包容”成就其伟大,包容性愈大的艺术愈有其丰富的内涵,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
   艾:你认为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是什麽?
 陆:在资讯化时代,世界的交融性愈来愈强;而随着科技的发展,艺术新的表现手法也层出不穷,我想,今后“主流艺术”这个名词会渐渐的澹化,取而代之的,是一个多元化乃至多极并存的艺术时代。正如郎绍君所说,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成就不在于画家本身,而是在于它呈现的各种可能性,有对抗、有矛盾,但总体趋势是进取。我觉得,中国画目前正处于一个“化合”的状态,每个画家都按照自己的理念进行着艺术创造,不管他们积淀了多少思考,能取得多大成就,目标是同一的,那就是“拓展中国画的领域,使中国画拥有一个更自由的更开放的生态发展空间。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是一个永恆的命题,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念。就画家而言,多研修少炒作,多画画少争论,重在用自己的心灵去创造“感人”的作品来,如果都集中精力在各自的艺术方向上多走几步,那麽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或许不再成为论题。
 艾:看了您这批新作,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可以看出,虽然行政管理在一段时间里佔据了您大部分时间,耗掉了您很多精力,但艺术感觉并没有被磨钝。回归画室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出了这麽一批成果,很令人惊讶。我觉得,行政管理思维和艺术创作思维是两条轨道上的东西,您出入自如的诀窍何在?
陆:其实,人这一生,想做什麽事并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,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如此。对于绘画,我自小酷爱,少年时就崇尚中外艺术巨匠,树立以他们为楷模的人生奋斗目标。我的理想就是企盼着过一种心无旁骛,只沉溺在自己的艺术梦想中的生活,期望能自由自在地遨游在绘画世界里。哪怕再苦再难,最终能拥有这样的人生无疑是很幸福的。
但回顾起来,我的艺术道路却一直是在时代的夹缝中顽强的延伸。
在青少年时期,进入美术学院,对我而言就相当于步入天堂,但在那样的时代,家境贫寒和家庭出身,一次次破碎了我的梦想。
可是无论环境如何,都未能磨灭我心中的至爱。我在常人无法想像的困境里挣扎着,为了绘画,为了生计,我干过搬运工、临时工,艰辛更挫奋了我专业上的搏击进取。苍天不负苦心人,很幸运在19岁时,竟然被合肥市工人俱乐部录用为专职画工,但文革时期又因“黑五类”出身,被下放到工厂当过锻工,可无论境遇发生什麽变化,我总是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放在绘画鑽研上。
后来,还是因为美术专长,我被借调到厂政工组画刊头,作“忠”字画。时而也被分配做一些管理层面的工作。大概由于自己出身“卑微”的缘故,所以对组织交给的任务从来是格外慎微尽力,并努力做到完美。世界上的事,怕就怕认真二字,因为认真,就要强迫自己掌握很多知识和技能,这样,我在各方面的能力无形中得到了磨练。也许这就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并不那麽单纯。
文革后,当我已为安徽省小有名气的画家时,在几个文化单位都有机会调动的情况下,我选择了安徽省博物馆,不久,我又录取至中国美院研修生班深造了两年,终于圆了自己的梦。那时候,我的目标还是做一个专业画者。没想到返回博物馆不久,被选任为“艺术研究部”主任,再往后,就和行政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:从省博物馆副馆长到省艺术馆馆长,直到退休差不多22年的光景,都扮演着那种行政、专业一肩挑的角色。
我知道,在许多人的观念里,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是应该远离官场的,因为艺术讲究的是自由,而官场讲究的是规则。但你如果翻开中国美术史,你会惊奇地发现,真正的“布衣画家”并不多。扬州八怪中最着名的郑板桥,不就是个七品县令吗?宋元之前的大画家,就更是以高官者居多,何况我是一个连公务员都算不上的文化单位头头,更谈不上什麽官。由此可见,两者的矛盾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麽大。
就我自己的感受,当头头固然会损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,但另一方面,你不能否认在领导的层面上会促进自己建树更高的知识和修养,也会在有意无意间更有机会得到公共资源的支撑,我觉得,只要心中有艺术,位居领导岗位,反而能在专业上获得更多有益的资讯,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。例如;我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追求应在七十年代,但对它的深入研究还是在进入省博物馆之后。大家都知道,馆藏艺术品虽然丰富却不轻易示人,但我在博物馆任研究部主任和作为副馆长分管藏品部的期间,可以有条件欣赏揣摩,这对于我的专业来说,无疑是有了“近水楼台”的效应。
再说,我觉得行政管理和艺术创作之间虽然在操作层面上有不同,但在更高的层面——哲学层面,应当是相通的。我是一个人物画家,我觉得,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者和一个好的人物画家,对人对事都应有哲理性的辩证能力,都要对于人的本体有着深层次的关注和探究,不如此,作为管理者,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人的才智,作为人物画家,就无法使人物画达到传神入微。
你说我出入自如,其实在我身上,这两种思维有同一性,谈不上刻意的出入。那些被纠缠在其中的人,我可以谈一点体验:那就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,力图多成就些大众的文化事业,在权欲上,则不要沉迷其中,以免日后无法自拔,。